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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系列文章——记录那些内在世界与外在大千的共振瞬间。
作者：曹宇红（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 职业发展导师、“溪山行旅”发起人）
一开年，全球风云涌动得有些魔幻。“这个世界会好吗？”每逢乱世，总会有人询问、探索，带着勇气和坚韧去破局。
1918年，主张“维新”和“务实”的知识分子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颇有信心地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然而，父亲未必这么看，三天后，梁济投湖自尽。在随后的70年中，梁漱溟通过乡村建设与哲学反思，一生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好一些。当时，与他同行努力的还有知识分子卢作孚先生，他以“爱和微生物”的方式，在西南一隅的重庆北碚创办民生公司、天府煤矿，建立“中国西部科学院”，他希望“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般”。
1月25日，在北大国发院的“承美读书会”上，我分享《南渡北归》一书，带着大家走近了郑天挺、陶孟和、傅斯年、曾昭燏、梁思成这些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随后，大家的讨论异常热烈，“如何拥有愿力？”“如何自由而专注地做选择？“在发生冲突时，如何‘有为’与‘不为’？”“让渡利益、突破认知。”“大师从何而来？”“是从洋务运动开始，一代代知识分子觉醒、传承而来的，林毅夫老师算是第六代知识分子吧。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道出了真谛。”王贤青老师回答、点评道。
当晚，我慢慢地捋了捋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脉络，不禁感慨道：每一代知识分子都在“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所言），为中国走出困境尽心尽力地奋斗着——
第一代，睁开眼睛看世界。晚清时期，一批官僚士大夫开启了洋务运动，包括林则徐、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包括出使英法、主张西学的“独醒者”郭嵩焘、“留学之父”容闳，还包括从“庚子赔款”中找到一丝缝隙，与西方列强智慧斡旋，最终索回一亿两白银的梁诚，进而，中国开启了“庚款兴学”的浪潮。
第二代，上下求索救中国。我记得在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的一整面墙上，排列着先驱们探寻的十几种救国之道——三民主义、复古主义、新村主义、社会空想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第二代知识分子中包括梁启超、孙中山、黄兴、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先生。
第三代，五四新文化一代。他们在东西方文化中进行深刻的反思与启蒙，是现代学术和思想的奠基人。“庚款留学生”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又掌握了扎实的西方科学技术，比如蒋梦麟、胡适、陶孟和、傅斯年、梅贻琦等先生。
第四代，抗战与救亡一代。他们拥有更精深的专业知识，以“文化”和“科技”挽救衰弱的民族，比如费孝通、钱穆、华罗庚、熊大缜、梁思成和林徽因等。正如考古学家李济先生所言：“我们现在‘抗日救国’，这不是一句口号。要知道敌人的‘强’不是一方面，我们的兵与敌兵对抗，农与敌国的农抗，工与工抗，商与商抗，所以我们中央博物院，要与日本的东京或京都那些博物馆抗。我们不要问在第一线的忠勇将士抵抗得了敌人吗？我们要问我们的科学或一般学术抵得过敌人吗？”
第五代，新中国建设一代（生于1930s-1940s）。不论是“两弹一星”的元勋们，还是奋战在“三线”的各行各业知识分子，他们那种苦干实战、建设国家的昂扬之气，至今想来还是热腾腾的。“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掀开被子上蒙的一层塑料布，抖掉上面的沙子，再收拾床铺。”小时候，我听妈妈提到他们在核工业404厂时的生活场景。仅仅发展“两弹一星”事业，六十年代，大西北就汇聚了全国20万知识分子。
第六代，改革开放一代（50年代生人）。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仅156美元，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的1/3，中国穷得快被开除“地球籍”了！于是，改革开放之际，在校、在岗的知识分子憋足了劲头探索新知、发展经济。1979年5月，一个青年抱着两只篮球，从台湾金门泅渡到厦门，进而进入北京大学、芝加哥大学，回国后，他召集了一批优秀的“海归”知识分子，建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他就是享誉全球的经济学家林毅夫。
那么，我们生于六七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算是第七代吗？这一批学人浸润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高光时期”，今后能为国家、为世界做些什么？
上周我去上海出差，拜访了两位“六零后”朋友——
历史学者陈宇老师问我：“五四运动的本质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科学和民主。”陈老师摇摇头说：“那是手段，其本质是爱国主义，五四运动点燃了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
80年代留学欧美、回国创业的林建潮老师带着我探访了“蔡元培旧居”，我不仅感受到“有恒业、无恒产”的教育家情怀，也看到了孑民先生笑容最灿烂的一张照片。孑民先生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仅是追求学问，更应通过教育和文化传播“唤醒民众”。
建潮老师在他的传记《十年孤勇》中写道：“知识的鸿沟曾让我心悸，但也正是那些看似‘匮乏’的岁月，塑造了我独特的视角与韧性。后来在美国求学时，我仍常想起那个坐在寨墙上眺望远方的孩子。原来，人生的每一次出发，早已在童年里埋下伏笔；而所有看似遥远的彼岸，都始于一颗不愿被潮汐吞没的、向往辽阔的心。”如今，这颗辽阔的心，正在为中国企业出海而再次昂扬。
进入2026年，科技崛起、经济动荡、战争频发、文明衰落——这个世界会好吗？1988年，邓小平访问印度时提出，应遵循50年代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如今，这一拷问再次提出，每个人、每个组织和国家都将入场，以各自的远见与定力给出答案。
曹宇红，写于2026年1月26日
作者简介
曹宇红，心理资本专家、领导力教练。北大国际MBA职业发展导师，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管理者的心理资本”项目导师，中关村人才协会“心理资本委员会”首任主席。著有《领导者的冰山》《我自盛开》《创业经理人》《开启职场第二曲线》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