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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浏览器编者按：当“走进大学校园”从一件再自然不过的日常，逐渐变成需要预约、审核甚至“拼运气”的稀缺体验，一个看似具体的管理问题，实际上折射出高等教育更深层的公共性命题。尤其在假期来临之际，不少家长希望带孩子走进名校、感受学习氛围，却往往在“预约入口难找、名额瞬间抢空、流程繁琐复杂”的现实中被挡在门外。从“随时可进”到“层层设限”，校园与公众之间的距离，正在被制度性拉长。
北京大学马亮教授团队在《求索》发表的《大学校园有条件开放与行政负担：基于 “双一流” 建设高校的研究》一文，通过政策文本分析、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系统梳理了当前大学校园开放的现状，揭示了 “有条件开放” 背后的行政负担问题，为理解高校公共属性与管理责任的平衡提供了扎实的实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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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公立大学本是承载公共服务的公共场所，过去社会公众可自由进出校园，享受图书馆、体育场等资源。但2020年后，校园管控成为常态，即便2022年底防控转段，不少高校仍延续封闭式管理或“有条件开放”——预约、限额、备案、实名认证成了校外人员入校的“标配”，“校园开放” 逐渐从 “默认状态” 变成 “有条件特权”。
这种转变并非偶然。早在此前，中山大学2017年加强入校管理、清北厦大应对游学团采取限流措施时，校园开放问题就已引发热议。而如今，“双一流”高校的开放现状更值得关注：截至2023年底，仅46.26%的“双一流”高校发布开放政策，52.38%实际开放校园，仍有近半数高校对社会公众“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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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与理论
为精准衡量有条件开放对公众的影响，作者在文章中引入 “行政负担” 理论框架，并将其拆解为“学习成本”“合规成本” 与“心理成本”三类。
学习成本主要体现在获取和理解信息的难度上。目前，不同高校的开放政策缺乏统一标准，信息不透明、经常变动。部分高校未在官网公开流程，公众只能反复电话咨询；有些临时调整预约规则，导致原有信息失效。此外，地区差异显著，例如上海高校普遍刷身份证即可入校，而哈尔滨部分高校仅在旅游旺季开放，进一步增加了公众的信息筛选难度。对不熟悉网络操作的中老年人来说，“搜政策、找入口、懂规则”本身已是很大障碍。
合规成本则涉及满足入校要求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当前高校开放常要求预约登记、填写个人信息，部分还需上传证明材料；入校时需携带身份证或使用特定APP核验；名额和时间限制则迫使公众“卡点抢号”。即便有线上预约系统，也可能因界面复杂、系统卡顿带来新的操作负担。有测试显示，某高校预约流程全程需近20分钟，且审核结果要等待12小时以上，时间成本较高。
相较于可量化的学习成本与合规成本，心理成本虽不易量化，却更易引发公众不满。主要体现在：一是“不确定性焦虑”，即预约结果不透明，反复申请易产生挫败感；二是“隐私担忧”，因需提交身份证、人脸等敏感信息，而高校对信息使用规则说明不足；三是“人情负担”，部分高校要求访客由校内师生担保，使得有关系的更易入校，加剧了普通公众对“开放不公”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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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
为了对中国大学的校园开放状况进行扫描和评估，研究者聚焦2022 年2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14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采用“定量+定性”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并将147所高校分为“原985工程大学”“原211工程大学”“其他双一流高校” 三类，分析不同类型高校的开放差异。通过高校官网、社交媒体、电话咨询、实地测试收集政策文本；结合参与式观察（研究者自身的高校工作经历）、深度访谈（高校管理者、师生）补充实践数据，避免 “政策文本与实际执行脱节” 的偏差。
为直观了解大学开放现状，研究者构建了“校园开放程度指数”和“行政负担指数”两套核心指数，量化评估结果。校园开放程度指数（总分 1-9 分，分数越高越开放）：涵盖 “是否面向全体公众开放”“是否需预约 / 身份核验”“是否限时段 / 限额” 等 9 个指标，0 分代表限制，1 分代表开放。行政负担指数（总分 0-5 分，分数越高负担越重）：聚焦 “是否需预约 / 审核”“是否需身份核验” 等 6 个指标，0 分代表无负担，1 分代表有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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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
根据对147所高校的调研发现，截止 2023 年底，有 68 所大学(46. 26%)发布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校园的政策。 其中，56.41%的原 985 工程大学的发布了校园开放政策，这一比例在其他“双一流” 建设高校和原211工程大学里的比例分别为56. 25%和36.84%。然而，虽然有近一半的大学发布了校园开放政策，大学校园开放实际往往与政策并不完全一致。 调研组综合各类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信息用以评估大学校园的实际开放情况。 评估显示,截至2023年底52.38%的大学(77 所)实际开放了校园,略高于发布开放政策的大学数量。 其中，原985 工程大学开放校园的占比为69.23%,其他“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占比为52.13%,原211工程大学的占比为43.42%。
从开放程度来看，高校的平均得分为5.62分（满分9分），多数校园实行的是“有限开放”模式，普遍要求预约、实名与限时入校。与此同时，行政负担的平均值为2.66分（满分5分），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具体来看，约22%的高校在预约、限额与实名三方面均有要求，而真正实现“无条件开放”的高校仅占13%。换言之，尽管多数高校表面开放，公众入校的实际体验却充满阻力，包括多步骤身份验证、提前申请流程以及对隐私泄露的担忧等，整体入校便利度仍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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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讨论
在当前高校校园开放的推进过程中，政策与体制驱动扮演了关键角色。2023年7月教育部发布相关文件后，各地高校集中出台了开放政策，显示出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效应。与此同时，属地差异也十分显著：例如上海高校普遍采用“刷身份证入校”的趋同模式，而北京、武汉等地则多以预约制为主。从管理体制看，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开放条件往往最为严格，而省属高校则相对宽松。这也说明，地方教育部门的推动至关重要。
在这一政策执行过程中，制度惰性与利益博弈的影响不容忽视。研究表明，疫情期间形成的封闭管理机制已固化为一种“制度路径依赖”，一旦政策“机会窗”关闭，重新推动开放就需要新的政策契机。不同利益相关方包括高校管理者、教职工、学生、家长、教育部门、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对开放态度存在明显分歧：校方普遍担忧安全与管理压力，师生担心资源被挤占，而地方政府与公众则更期待校园开放带来的社会与文化效益。这种多元诉求的博弈，最终促使高校形成了“选择性开放、风险规避”为特征的治理逻辑。
当前，我国“双一流”高校的校园开放进程虽在持续推进，但与社会公众所期待的“无条件开放”之间仍存在显著差距。在现实中，高校普遍陷入“安全管理”与“公共服务”之间的治理两难，多数倾向于采取“宁紧勿松”的保守策略，反映出开放与管控之间的内在张力。
为促进校园更好地回归公共属性，研究者提出以下治理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强政策引导与监督问责，发挥示范推动作用；高校自身应优化入校流程，减少不必要的预约与实名环节，切实提升公众访问体验；同时，应推动形成社会共治格局，引入公众参与和媒体监督，促使高校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逐步增强开放性与公共性。
在后续研究方向方面，未来可进一步关注开放政策的长期演变趋势，深入比较不同类型高校的开放模式差异，并系统考察师生群体对校园开放的态度与影响，为构建更加科学、包容的校园开放体系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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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校园开放不仅是一个管理问题，本质是“如何平衡公共责任与校内需求”。大学作为知识传播与文化传承的场所，其价值不仅在于培养人才、产出科研成果，更在于向社会辐射知识与人文精神。当公众能自由走进校园，在草坪上阅读、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在礼堂聆听讲座，大学才能真正成为 “城市的文化客厅”。
期待未来，我们能看到更多高校卸下 “过度保护” 的枷锁，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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