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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搭建学术与大众之间的桥梁，我们希望将近期兼具专业性和前沿性的论文传递给大家，我们还希望所选论文具有鲜明的本土或世界问题意识，具有中文写作独到的气质。
本期评审：陈映芳
此为2026年第9期（总第24期）。此前，我们主要通过摘编、摘转等方式推荐，从本期开始改为导读式的摘选。本期介绍的是一篇经济社会学研究之作，作者郑广怀和赖华香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描述了一个县域社会的产业内迁。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从沿海向内陆迁移，是自本世纪初以来持续发生的一个经济现象。如我们所知，企业的成本考量、劳动力回流、内陆地方政府的政策吸引等，是促成产业内迁的关键因素。不过，在这项研究中，我们会看到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知的产业内迁故事。它或许不够轰轰烈烈，却静水深流。
摘评｜罗东
纪录片《无用》（2007）中的裁缝画面。
多年来，服装、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从沿海向内陆迁移。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人们常说，资本和劳动力都会流向适合它们的地方（经济学均衡理论也支持这一看法）。沿海城市生产成本的上升，以及内陆地方政府积极推出的产业政策与规划，共同推动了产业向内陆转移。一些过去工业基础薄弱的内陆农业县，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最终，内陆农村劳动力可以选择就近就业，不必再背井离乡、奔赴远方谋生。
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产业内迁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随后返乡，换言之，他们是产业内迁的被动跟随者、被动参与者。郑广怀和赖华香的《“家”何以推动产业内迁：县域城镇化下的家庭再生产》则让我们看到，他们也是产业内迁的直接推动者、主动参与者。
作者在2024年分两次做了江西省A县的实地调查。过去十几年，A县出现了一大批服装代工厂，它们散落在县城老旧小区的沿街店面和下辖乡镇的自建房，主要承接沿海工厂转来的服装订单。仅从收入角度衡量，返乡创业或打工均难言划算，是什么样的家庭照料使他们决定返乡？
我们将作者的论述摘选如下：
“农民工返乡照料与现代化进程中日益强化的‘教养焦虑’有关。在市场化转型中，儿童抚育责任逐渐从公共性事务转化为私人事务，并且性别化为母亲的职责。而消费市场大力宣扬精细化儿童抚育，强化了社会和家庭对于母职的期待和要求，不仅母职被层层加码，同时还背负着‘子不养母之过’巨大的伦理负担。在母职私人化与层层加码的社会语境下，返乡农民工强化了自身对子女抚育的责任伦理认知。有过城市生活经历的年轻父母，其教养观念更加科学化和现代化，他们深信初高中是子女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而隔代抚育可能导致管教失败和情感疏离，因此他们选择返乡亲自抚育。”
“普遍存在的‘教养焦虑’因农村撤点并校和教育资源上移等因素进一步凸显为‘教育焦虑’，这促使农民工的返乡节点不断提前。‘70后’农民工通常在孩子读初中、高中这类关键节点返乡，而‘80后’‘90后’父母通常在小学、初中阶段返乡。这不仅与年轻一代父母更加关心子女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有关，也与学校日益提高的家长参与要求有关。教育水平有限的祖辈无力承担习惯养成、作业辅导、网络教学等事项，因此年轻父母返乡亲自照料，通过密集抚育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为子女争取向上流动的可能。”
“农民工返乡照料与现代化进程中日益强化的‘教养焦虑’有关。在市场化转型中，儿童抚育责任逐渐从公共性事务转化为私人事务，并且性别化为母亲的职责。而消费市场大力宣扬精细化儿童抚育，强化了社会和家庭对于母职的期待和要求，不仅母职被层层加码，同时还背负着‘子不养母之过’巨大的伦理负担。在母职私人化与层层加码的社会语境下，返乡农民工强化了自身对子女抚育的责任伦理认知。有过城市生活经历的年轻父母，其教养观念更加科学化和现代化，他们深信初高中是子女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而隔代抚育可能导致管教失败和情感疏离，因此他们选择返乡亲自抚育。”
“普遍存在的‘教养焦虑’因农村撤点并校和教育资源上移等因素进一步凸显为‘教育焦虑’，这促使农民工的返乡节点不断提前。‘70后’农民工通常在孩子读初中、高中这类关键节点返乡，而‘80后’‘90后’父母通常在小学、初中阶段返乡。这不仅与年轻一代父母更加关心子女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有关，也与学校日益提高的家长参与要求有关。教育水平有限的祖辈无力承担习惯养成、作业辅导、网络教学等事项，因此年轻父母返乡亲自照料，通过密集抚育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为子女争取向上流动的可能。”
这些内迁服装代工业形成了比较独特的经营模式，不少人既做老板、老板娘，又当工人。所租赁的店面同时承载生产与生活功能，以两层布局为例，一楼摆放缝纫机等设备用于生产，二楼则供居住和子女学习。
清代焦秉贞《佩文斋耕织图》局部。
无论是开厂夫妇还是工人，子女陪读都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关键部分。工人多为女性，她们在工作之余实践母职，接送、照料子女。
“为适应‘陪读妈妈’的家庭再生产需求，制衣厂形成了弹性化的时间管理制度，这与工业园企业严格的时间纪律形成鲜明对比。制衣厂没有固定考勤，女工可以根据家庭需求灵活安排上下班时间。女工围绕学校作息和母职实践形成了日常时间表，灵活兼顾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笔者在访谈中注意到，老板娘和女工时不时抬头望向墙壁上的时钟，时刻留意时间的变化，以免错过接孩子或做饭的时间。这种弹性时间本质上是资本对地方社会文化的一种妥协。它使得女性能够同时扮演‘工人’与‘母亲’的双重角色，但其代价是她们必须进行高强度的时间管理，并承受由此带来的身心压力。而对于老板而言，接受这种弹性化是获取本地劳动力，并将生产嵌入地方社会的必要策略。”
“为适应‘陪读妈妈’的家庭再生产需求，制衣厂形成了弹性化的时间管理制度，这与工业园企业严格的时间纪律形成鲜明对比。制衣厂没有固定考勤，女工可以根据家庭需求灵活安排上下班时间。女工围绕学校作息和母职实践形成了日常时间表，灵活兼顾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笔者在访谈中注意到，老板娘和女工时不时抬头望向墙壁上的时钟，时刻留意时间的变化，以免错过接孩子或做饭的时间。这种弹性时间本质上是资本对地方社会文化的一种妥协。它使得女性能够同时扮演‘工人’与‘母亲’的双重角色，但其代价是她们必须进行高强度的时间管理，并承受由此带来的身心压力。而对于老板而言，接受这种弹性化是获取本地劳动力，并将生产嵌入地方社会的必要策略。”
实际上，A县的主体产业并不包括服装业，既无政策扶持，也缺乏相应的产业配套设施。不过，当地在税收和监管层面并未加以干涉，这为这些家庭开办工厂留出了制度空间。县域的城市化尤其是物流交通的发展又为他们提供了基础条件。从收入的角度来讲，扣掉租赁、设备等成本，开厂做代工比他们在沿海进厂赚取的低许多。这还未算入隐性成本，包括祖辈的劳动付出、种地补贴等。他们还是自发返乡了。他们纯粹为了家，带着产业，从沿海内迁到乡镇和县城。
*文中所摘文献详见郑广怀、赖华香：《“家”何以推动产业内迁：县域城镇化下的家庭再生产》，《浙江学刊》2026年第1期，页194-203。
本期评审/陈映芳
摘评/罗东
编辑/罗东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