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使用下方推荐的浏览器访问

明刘俊《雪夜访普图》（局部），故宫博物院

先南后北战略最重要的史料是宋太祖雪夜访赵普。该事见于《邵氏闻见录》《长编》《东都事略·赵普传》《宋史·赵普传》等，以邵伯温绍兴二年（1132）年所撰《邵氏闻见录》记载最早且详，该书卷一云：

太祖即位之初，数出微行，以侦伺人情，或过功臣之家，不可测。赵普每退朝，不敢脱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谓帝不复出矣。久之，闻叩门声，普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帝曰：“已约晋王矣。”已而太宗至，共于普堂中设重裀地坐，炽炭烧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嘿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问其故，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志之地，将无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试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议。

这段记载有诸多问题。李焘将此事系于开宝元年七月，并注云：“按，太祖云‘一榻之外皆他人家’，则此时犹未平荆、湖也。太宗以建隆二年秋尹开封，开宝六年乃封晋王，邵伯温《见闻录》云‘已约晋王’者，盖误，今改曰‘吾弟’，庶得其实。又云‘始定下江南之议’，此尤误，若谓荆、湖、西川则可耳。”《长编》卷九据此做了相应改写。

除了以上问题，“雪夜访普”还有个重大破绽，学者们较少注意，即太祖询问征北汉时，赵普回答：“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这与宋太祖朝的边防情况完全不符。宋太祖朝北部边患为契丹、北汉，北汉西部是宋朝的藩镇府州、麟州、夏州定难军等，并无边患。这些藩镇虽保持半独立性，但在太祖朝并无跋扈之举，反而多次出兵攻击北汉。而且从五代、北宋与辽的战争来看，主战场始终在河北。河东由于地形复杂，并非契丹南攻的路线。北汉与契丹多次连兵进攻后周、北宋，说明北汉的存在不仅无法屏蔽中原王朝，反而加剧了中原王朝的北部边患，宋朝在宋汉边境的屯驻军队也远超宋辽边境（详下文）。因此，宋太祖朝宰相赵普绝不可能说出“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的话，雪夜访普故事的真实性自然也大打折扣。众所周知，宋太宗朝李继迁反宋后，河东以西才有边患；但西边边患与北边契丹相提并论，则到了宋仁宗朝宋夏大规模战争爆发后。因此，从对话内容来看，雪夜访普故事的产生至少应在北宋中期以后。

先南后北战略的第四则材料为宋太祖、太宗论统一。此事见于魏泰《东轩笔录》《东都事略·刘继元传论》《宋朝事实类苑》，宋哲宗元祐九年（1094）成书的《东轩笔录》为所见最早者。该书卷一云：

太祖皇帝得天下，破上党，取李筠，征维扬，诛李重进，皆一举荡灭，知兵力可用、僭伪可平矣。尝语太宗曰：“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廪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富饶矣。今之勍敌，止在契丹，自开运以后，益轻中国。河东正扼两蕃，若遽取河东，便与两蕃接境，莫若且存继元，为我屏翰，俟我完实，取之未晚。”故太祖末年始征河东，太宗即位即一举平晋也。

从“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来看，这段对话应该发生在乾德元年（963）宋太祖出兵荆湖前。不过与雪夜访普一样，“河东正扼两蕃，若遽取河东，便与两蕃接境，莫若且存继元，为我屏翰”暴露了这段话同样产生于北宋中期以后，不能当成宋太祖朝先南后北之证据。

综上可知，以上四则史料均不能成为支撑宋太祖朝存在先南后北统一战略的证据。（当然，这并不是说宋初君臣没有就统一做过讨论和规划，只是其内容并非“雪夜访普”等所论罢了。）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宋初统一的真实情况，会发现先南后北与宋初的统一实践也不相符。

南北并举，以北为重：宋初统一的实践

在讨论宋初统一实践前，有两个问题需要交代，首先，此处的“宋初”仅指宋太祖朝，宋太宗即位后，南方已基本平定，并不存在先南、先北的选择问题。其次，除了北汉，“北”是否包括契丹，学者们存在分歧，鉴于宋太宗两次北伐幽州，这一分歧也只有在宋太祖朝才有意义。就既有研究而言，绝大多数学者主张“北”包括契丹。但从宋太祖朝的边防情况来看，宋辽边境既未发生大规模战事，宋太祖在边境也未屯驻重兵，开宝七年雄州和议后，双方修好。因此，尽管我们能找到不少宋太祖对幽蓟地区念念不忘的记载（当然其中不少如雪夜访普，为后人附会），却并不能得出宋太祖有用兵谋取幽蓟的计划。

众所周知，宋初统一的顺序是荆湖、后蜀、南汉、南唐、漳泉、吴越、北汉。北汉在北，其余为南。不过这只是就结果而言，这一顺序与宋初用兵的顺序并不完全一致。接下来我们简单梳理宋太祖朝统一战争，再对比南北用兵之别。

建隆三年（962）九月，朗州武平军节度使周行逢病死，其子周保权袭位，大将张文表不服，起兵叛乱，周保权向宋求援。乾德元年（963）正月，宋太祖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兼侍中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遣使十一人，发安、复、郢、陈、澶、孟、宋、亳、颍、光等州兵会襄阳，以讨张文表。知此次平定荆湖动用的主要是诸州兵。李处耘受命，亲率骑兵数千直逼江陵，迫降荆南节度使高继冲，继续发兵湖南，一举平定荆湖。

乾德二年正月，宋昭义节度使李继勋等帅步骑万余攻北汉辽州，辽州刺史杜延韜等三千人降宋。北汉遂招徕契丹军队，合兵六万来攻，继勋与彰德节度使罗彦瓌、西山巡检使郭进、内客省使曹彬等亦领兵六万赴战，大败契丹及北汉军于辽州城下。

乾德二年十一月，宋分凤州路、归州路两路出兵后蜀。凤州路由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枢密副使王仁赡等，统禁军步骑二万，诸州兵一万。归州路由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刘廷让、内客省使曹彬等，统禁军步骑一万，诸州兵一万。宋军自京城出兵至孟昶归降，仅用六十六天。

开宝元年（968），北汉内乱，宋太祖令昭义节度使李继勋、建雄节度使赵赞自潞州、汾州两路进攻北汉。十一月，契丹来援，宋军被迫撤军。

开宝二年，宋太祖亲征太原。这次亲征，宋太祖做了多方准备，遣殿中侍御史李莹等十八人分往诸州，调发军储赴太原。又遣使四十九人发诸道兵，屯于潞、晋、磁等州。除调集大军进攻太原外，还以彰德节度使韩重赟为北面都部署，在定州一带狙击契丹援军。宋太祖到太原城下后，四面攻城，并以棣州防御使何继筠为石岭关部署，阻击契丹援军。太原久攻不下，契丹再次派来数万骑兵，宋太祖被迫退兵。此战太祖亲征大军除中央禁军、北汉缘边屯兵外，另调发四十九州镇军队，可谓倾举国之力，仍未能攻下太原。

开宝三年九月，宋太祖以潭州防御使潘美为贺州道行营兵马都部署，朗州团练使尹崇珂副之，“仍遣使发诸州兵赴贺州城下”。说明此次动员的主要是诸州兵。次年二月，南汉灭亡。

开宝七年九月，宋太祖以宣徽南院使曹彬为帅，统山南东道节度使潘美、侍卫马军都虞候李汉琼、侍卫步军都虞候刘遇、颍州团练使曹翰等攻江南。考虑到南唐在十国中实力最强，宋攻南唐战役持续一年有余，宋军在金陵、皖口、润州、鄂州、湖口等多个战场陆续击败江南军队二三十万，此次宋攻南唐总兵力应在十万以上。

开宝九年八月，宋太祖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进为河东道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宣徽北院使潘美为都监，虎捷右厢都指挥使杨光义为都虞候，进攻北汉。又命镇州西山巡检、洺州防御使郭进为河东道忻、代等州行营马步军都监。分兵入北汉界，诸军进展顺利。不过，十月宋太祖去世后，宋太宗下诏退兵。

经过以上梳理，可知宋太祖统一战争中，南方五国（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用兵四次；而对北汉一国用兵四次，宋太祖甚至亲征北汉。如果加上与北汉频繁的小规模边境冲突，宋太祖朝对北用兵次数远多于南。从行营军队规模和构成来看，宋太祖倾举国之力、动员了最精锐的禁军，亲征北汉，其他三次对北汉用兵，行营也多为精兵强将。而对南方诸国用兵，只有攻南唐的军队数量较多，且以禁军为主，对荆湖、南汉用兵均以较弱的诸州兵为主，征蜀五万大军，亦有两万诸州兵。因此行营军队数量、质量均北高于南。就宋军的边防屯驻而言，南方诸国中，江南、荆南、后蜀与宋相邻，其中江南、荆南对宋称臣，宋仅驻扎少量州兵，江南缘江屯兵遇到宋军巡逻部队，甚至会以牛酒犒师。后蜀边境宋朝屯军亦不多。宋朝在与北汉接境的隰州、晋州、潞州、邢州、镇州、定州等地则屯驻精兵，加上当时相对独立的麟州、府州、夏州静难军等部队，北汉周围的宋军接近十万。乾德二年，昭义节度使李继勋率步骑万余攻北汉辽州，引发双方十余万人的混战，宋军参战的六万人，正为宋汉边境屯驻军队。宋军与北汉军日寻干戈，掳掠北汉民户，不断消耗北汉国力和军力，为宋朝最终灭亡北汉打下了基础。边境屯驻军队数量、质量均是北高于南。

综上，宋太祖朝用兵次数、行营军队规模构成、边境屯驻军队数量质量三方面，均是北高于南，因此宋太祖朝统一实践可以概括为：南北并举，以北为重。从前引宋太祖建隆元年八月访张永德、建隆二年访张晖之事来看，太祖自建国当年就在考虑北汉问题，始终将北汉视为心腹大患。五代政权中，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均由河东节度使入主中原；北汉亦因河东立国，与周、宋对抗，并在高平之战险些击败后周：河东虽小，却多次影响五代政权更迭。与北汉结盟的契丹，亦颠覆过后唐、后晋政权。北汉总兵力虽不过三四万，但契丹却多次出动五六万大军，与北汉连兵，二者相加，则不容小觑。从宋初君臣的“历史经验”来看，北汉、契丹这对盟友，对宋廷带来的威胁是致命的，是腹心之患。故宋廷对北汉始终不敢掉以轻心，在北汉缘边屯驻重兵，随时准备应对来自北汉、契丹的威胁。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平北汉后，废毁太原旧城，象征着自中和四年（884）上源驿之变以来汴梁与太原近百年对峙的结束。太原王气黯然收，五代宋初开封君臣的“河东梦魇”宣告结束。相比之下，南方军力虽弱，却是肢体之患，可以徐徐图之。宋廷在北部边境稳定的情况下，才用兵南方。平荆湖、南汉的军队甚至以较弱的诸州兵为主，却能摧枯拉朽，足见南北军力差距之大。

“先南后北”说法的形成

既然宋初的统一战略是南北并举，以北为重，那为何会形成先南后北的统一叙事呢？首先这是一种倒果为因的说法，后人回溯宋初历史时，很容易根据消灭割据政权的顺序，产生先南后北统一的印象。这一印象何时成为宋人“常识”呢？我们可从相关记载进行追溯。

先南后北统一战略的主要史料是雪夜访普和太祖太宗论统一。太祖太宗论统一，最早见于魏泰《东轩笔录》，李焘《长编》多次引用魏泰之书，却未引述这一故事，或许表明其对这一故事的不信任。宋人著作中引述该故事者仅见绍兴十五年（1145）成书的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王稱《东都事略·刘继元传论》对相关文字做了改写精简。该故事宋人记载较少，影响力远不如雪夜访普。

李焘引述雪夜访普，所据为《邵氏闻见录》，虽注意到《闻见录》记载的内在矛盾，但并未引用其他史料辨析。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以及南宋流传颇广的类书《古今合璧事类备要》《锦绣万花谷》等引述该故事时亦言出自《邵氏闻见录》。说明《邵氏闻见录》是雪夜访普的唯一史源。王稱《东都事略·赵普传》、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赵善璙《自警编》等所引雪夜访普故事，虽未言出处，但所论无逸出《闻见录》者，史源亦应为《闻见录》。据《长编》编写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太平治迹统类》等亦保留了这一故事。记载如此之多，说明雪夜访普在南宋已人所共知，先南后北成为南宋人对北宋统一进程的基本认识。元修《宋史·赵普传》，亦采信雪夜访普故事，先南后北遂成为宋初统一的经典叙事，并影响至今。

不过，仅仅注意到《邵氏闻见录》伪造雪夜访普故事，未免失之简单。细揣《东轩笔录》《邵氏闻见录》之记载，会发现二者重点均在北汉，要解释的是小国北汉何以坚持到最后被灭的问题。对于高举祖宗之法、称扬祖宗的宋人来说，如果按照史事从无力攻灭的角度叙述，显然不利于祖宗形象的塑造。改换叙述策略，将力不从心改为有意放过，则既避免了宋军无能为力的尴尬，又可以树立宋初君臣统一策略高明、料事如神的形象。这种叙述同时表明，魏泰、邵伯温对先南后北统一战略是肯定、称颂的。

不过，南宋陆游对先南后北的评价则不同：

然世宗之谋，则诚奇谋也。盖先取淮南，去腹心之患，不乘胜取吴、蜀、楚、粤，而举胜兵以取幽州。使幽州遂平，四方何足定哉！甫得三关，而以疾归，则天也。其后中国先取蜀、南粤、江南、吴越、太原，最后取幽州，则兵已弊于四方，而幽州之功卒不成。故虽得诸国，而中国之势终弱，然后知世宗之本谋为善也。（《渭南文集》卷二五《书〈通鉴〉后》）

陆游认为，先用兵于诸国，兵疲力竭，导致宋太宗北伐幽州失败，对先南后北持批评态度。除了评价不同，陆游与魏泰、邵伯温之说还有一个关键差别，即对宋初统一目标的不同认识。从邵伯温“二边之患”和魏泰“今之勍敌，止在契丹，自开运以后，益轻中国。河东正扼两蕃”来看，二人均将契丹视为与“中国”对举的外蕃，即宋朝的统一目标并不包括契丹，先南后北之“北”仅指北汉。而陆游“使幽州遂平，四方何足定哉”之言表明，他仅将契丹（幽州）视为劲敌，“北”包括北汉（太原）、契丹，但主要指契丹。从“虽得诸国，而中国之势终弱”来看，陆游之评价和判断，应基于北宋亡国教训，即未能提前收复幽云十六州，凭藉天险建立对金防线是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在这种心理下，先南后北之“北”就不仅应该包括契丹，甚至主要指契丹了。

尽管陆游所论并无史实依据，却在后世研究中得到回响。学界对先南后北统一战略的得失，经历了持久的争论。但不论肯定还是否定，大多均将收复幽州视为宋太祖朝统一战略的一环，并将未收复幽州作为对先南后北战略的主要评价指标。这一误解的基本背景，是契丹对五代北宋政权持久沉重的边防压力，使后人很难将契丹抽离出宋初统一的叙事脉络。周世宗北定三关和宋太宗两度北伐的历史经验，也使后人倾向于认为夹在其间的宋太祖“应该”存在用兵幽州的计划。众声喧嚣之下，真实的宋初统一历史反而被遮蔽。后人根据各自当下的现实语境和历史经验，强加给宋太祖、赵普莫须有的战略规划，再评论其是非得失，展示了历史的吊诡一幕。

（本文改写自学术论文《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战略真实性质疑》，完整版可参看《宋代文化研究》34辑，2025年）